近日，澎湃新闻英文版发表了一篇涉及三亚市阳光海岸棚户区改造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改造工程让度假天堂不再平静”，应广大委托人及读者的请求，凯诺所在尽量保持原意的情况下将译文整理如下：

　　原文链接：

　　http://www.sixthtone.com/news/1001490/sanya-gentrification-plan-stirs-trouble-in-paradise  （可通过点击链接阅读原文版）

　　海南，中国南部——十二月，冯叔走过三亚海岸，却无心思享受洒在椰林沙滩上的阳光，他的目光锁定在马路对面的一块宣告牌上。

　　牌子上写着“阳光海岸棚户区改造项目”，从2017年三月份得知政府为了改善民生要征收他的房子时，这个项目就成了这位74岁老人的心病。冯叔至今都没能想明白——自己家的房子怎么就成了棚户区了？

　　按照当地政府的规划，这次改造项目要强制征收三亚湾沿岸约1355亩地，三亚湾延伸约20公里的沙滩让这个地方称为国内热门景点之一。大约三万多人口因为这个项目需要搬迁，当中既有居住在简陋房屋里的低收入家庭，也有居住在新楼里的中产家庭。

　　冯叔手里的购房合同显示他所住的九层公寓建于2010年，公寓里配备有电梯。2013年冯叔和69岁的老伴花25万多买下了公寓里一套42平米的房子。房子虽然小，装修也很简单，但对于老两口来说已经足够便利和舒适。这房子最好的一点，是它距离海滩只有十分钟左右的步行距离。

　　购房花的钱占了冯叔两口子养老积蓄的一大部分，但能买到三亚温暖的阳光，他们觉得值得。几年前冯叔的老伴做了脊椎手术，而三亚这座处于中国南端的城市能提供很好的疗养气候。每年十一月份左右，冯叔和老伴就会从北京出发，不远千里来到三亚过冬。在海南，当地人给冯叔这样的季节性居民取了个外号叫“候鸟”——他们每年冬天为了躲避北方的寒冷和雾霾来到这座岛屿。有统计显示在海南大约有40万这样的居民，当中以退休老人为主。

　　按照政府征地的条款，冯叔搬迁不会得到任何补偿，因为政府认为他的房子是不合法的。在2008年，当地政府禁止海南本地居民在自有土地上与开发商合建房屋，冯叔家所在的公寓就是这样的合建楼。“如果房子是违法的，当初政府部门怎么就给我们通水通电了？”冯叔感到不解，“这本身是政府的不作为，你不能把失误加在老头老太太身上。”

　　冯叔的许多邻居和他面临同样的困境，也对这个项目感到困惑和无奈。在中国强制征地往往充满争议，在地方政府强力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居民们却为自己的财产权未得到充分保障而感到不满。在三亚，对于改造项目的反对让绝望的居民们团结起来，不管是退休的季节性居民还是真正居住在棚户区的人。

　　在三亚街头，新旧房屋的外墙上随处可见大红色的“拆”字。此次阳光海岸改造项目，是全国棚户区改造浪潮中的一部分。2013年国务院宣布要在2013年至2017年改造各类棚户区1000万户。国家领导人也曾在2015年说过：“棚改寄托着千万住房困难家庭改善居住条件的希望。”

　　官方数据显示，在2017年一月至十月间，中国全国棚户区改造已开工600万套，中央的财政投资达到1.68万亿元。为了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国财政部对于开展棚户区改造的地方政府提供税费和贷款优惠等政策。然而，对于棚户区的模糊界定却往往引发争议。

　　赣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专家，同时也曾从事棚户区改造研究的韩高峰认为，城市棚户区通常是指简易结构房屋较多、建筑安全隐患多、配套设施不健全的区域，但并没有一个通行的标准。因此，在实施棚户区改造时，通常是地方政府先划定棚户区范围，然后在征求居民意见。

　　华中科技大学国土资源与不动产研究中心的卢新海教授认为缺乏一个通行的标准往往容易导致棚户区改造项目被利用。“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有可能地方政府出于政绩或者城市形象建设或者经济发展的考量，将非棚户区划入棚户区范围，”卢教授表示。一些城市出台了棚户区界定的具体标准，包括楼房的年龄、第三评定机构的介入等，但根据三亚政府的回复，在三亚棚户区的划定并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2017年7月，连同其他206位居民，冯叔对天涯区人民政府提起诉讼，质疑棚改项目的合法性并要求政府收回征地通知。将近400多名居民参加了10月27日持续了近十个小时的庭审。根据冯叔的代理律师贾启华描述，当天政府不得不出派警力以维持庭外秩序。

　　根据获得的一份庭审记录，在法庭上，贾启华律师认为，由于他的当事人所在区域并非棚户区，而地方政府棚改是出于商业行为，因此棚改是违规的；政府征地也并不是出于公共利益。在给sixth tone的一份书面回复中，天涯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否认了贾的说法，并表示“片区改造完成后地块没有一处用于商业居住房地产，将按照国际化滨海旅游精品城市的要求建设”。回复还写道，项目着力于解决三亚市三亚湾老城片区基础设施陈旧落后、公共设施配套缺失、居住密度大等问题。在庭审中，政府的代理律师表示有百分之八十的居民在调查中表示同意此次棚改项目。但一些居民认为，这项调查存在作假行为。

　　海南当地居民fuyong的房子和冯叔的房子仅一街之隔。上世纪七十年代fuyong一家搬至此地，如今原来的平房已经被加盖成了一栋五层楼的房子，九十年代fuyong和弟弟相继下岗之后，一家出租房中30间屋子成为他们一家14口人的经济来源。对于fuyong来说，搬迁不仅是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同时也失去了几十年的邻里关系。

　　三月份的时候，政府的人来到fuyong所在的社区进行棚改项目的民意调查。“他们没有解释这次同意与否会不会影响后来项目计划或通告的出台，也没有解释补偿或安置的细节，”fuyong回忆道。他还记得来访的人告诉他不管同不同意，反正政府是要征用你们的地。

　　10月27日开庭的时候fuyong很紧张，这是他50年以来头一次在众人前面发言。拿着一沓文件，fuyong当庭作证政府的民调存在欺骗。他说他家旁边的一栋楼里有34户人都被算入了民调范围，但根据棚改项目的补偿规定，只有拥有土地证的一户人家可以获得补偿。

　　“就算政府要征用，起码要跟我们谈清楚，必须要怎么做，”fuyong说，“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一部分人牺牲的，但不能让老百姓牺牲得太厉害。”

　　在项目最初公布时，有一些居民是满怀期待的。yipeilan是她所在社区里第一个签字同意棚改的，因为五月份政府的人过来的时候保证她能分到一套安置房。“棚改来了，我们高兴得跳起来了，”这位75岁的老人告诉Sixth Tone，“因为我终于会有房住了。”

　　和冯叔、fuyong相比，yipeilan和社区其它11户人家的居住条件很简陋。1989年，她和其他一起在附近农贸市场工作的清洁工集资买下了一块地的土地使用权，大家一砖一瓦建起了房子，每户人家分配一间大约20平米的房子。近30年之后，年久失修的房子已显得破旧，油漆从墙上剥落，铁皮的屋顶也锈迹斑斑，厨房的脏水流淌在不平坦的巷道上。

　　然而，在yipeilan签下同意两个月后，棚改办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她和所在小区的居民没有资格获得安置房，因为他们的房子是没有获得政府批准的违规建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说法，怎么讲这个话，你现在才说这个话，”yipeilan说道。

　　在庭审中，政府的代理律师表示安置的最终方案包括具体套数还没有确定。根据棚改办公室的回复，截至十二月中旬，总共约有1500多户人家选择了异地安置。

　　在政府重新提出货币补偿后，yipeilan想住进楼房的愿望进一步落空了。政府提出对她的房子进行一平米400元的补偿，而棚改通知文件上的补偿标准是15000元一平米。yipeilan现在每个月领取退休工资2200元，而三亚市房子的市场均价是20000元一平米以上。老人现在夜夜难眠，不知出路在哪里。

　　“我第一个签了名，我就为了一个家住，我不是把家去卖不是做生意，”老人说，“我怕明天睡觉起来不知道要去哪里睡觉。”“征收过程中对于土地的一些纷争，更说明需要鼓励更大的社会参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任远教授表示，“保证公众参与、获得更为积极社会讨论的城市更新，才能防止利益和要求的不对称。” 任教授认为与政府主导的效率性相比，目前程序正义的表现相对不足，还需要更强的法治和精细化管理。

　　在棚户区改造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大张的项目进度表，旁边则是改造后的把片区改造成高端城市服务和消费区的规划蓝图。规划将以人工岛屿凤凰岛为中心，但这个邮轮港却早已因不当征地受到批评。在2017年十二月，国家环保部批评海南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勾结推进违规商业房产和旅游项目，结果导致三亚湾西部的海岸生态受到威胁。

　　12月14日，冯叔和fuyong得知诉讼的判决结果——法院判决他们败诉。“我很失望，明明有那么多人不满这个项目，”冯叔说。两百多名原告中有一半以上决定继续上诉。

　　接受Sixth Tone采访的三名居民中，没有人清楚棚改项目的具体细节，包括时间表和最终补偿。“做工就要做细，要跟绣花一样。但从来没有人来查看我们房子的实际状态，”冯叔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得要离开他的第二故乡，而fuyong和yipeilan也感到作为本地人的日子正在倒数。

　　北京凯诺环保拆迁律师在此提醒：当对征地拆迁补偿不满意时，不能聚众闹事，应该理性地与政府协商，或者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如果您还有更多的疑问，可以咨询北京凯诺征地拆迁律师团的专业律师帮您摆脱法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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